第9章 三 我是局长，生死关头我应该先上

在械斗双方的生死线上，通过多方的艰苦工作，终于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械斗。

    这在他人生的旅程中，已不算新鲜事了。六十年代初，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。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，各方面都要干部。当时，曾庆嘉即将高中毕业，是班长，是学生会干部，学业成绩名列前茅。老师要他报考北京大学。他点点头，他只知扎扎实实地做着夺魁准备。美好的前程在向他微笑，在向他招手。就在这时，县委组织部到学校挑选国家干部，指名要他这个品学兼优者。老师十分舍不得，他却没讲价钱，党的需要，就是自己的志愿。为党、为国家甘愿牺牲个人的利益。第二天，他就到县委宣传部报到，高高兴兴当上了国家干部。第三天，他就穿上草鞋，背着挎包，跨山越水做调查，一身泥水，两脚硬茧，半个月，走遍大半个县。不久，他被委派到龙潭桥公社潘家桥大队蹲点，每月薪水是24元钱，25斤粮票，可他每天还从牙缝里省出一点，献给公共食堂。他春节回家，父母见了，不敢相信眼前这瘦得杨树棍似的半老头就是他们那牛高马大的儿子。父母拉着他的手，哭得好心疼。乡亲们都说：“一月三十天，哪里弄不到24元钱。每日捞碗虾子，挖两支藕，也能填饱肚子。”

    可他，就像卷了脚的门钉，丝毫不动摇。党选他当国家干部，是对他的信任。他只能任劳任怨干到底，决不能半途当逃兵。

    七十年代初，曾一度被砸烂了的公安机关重新恢复，需要挑选政治可靠，知识过硬的干部进入公安部门工作，理所当然，他是入选的一个。他做什么就爱什么。他做什么，就钻什么。跟他一同调来的干部，适应不了公安部门紧张的工作和没有规律的生活，以种种借口和理由，调到党委和政府部门去了